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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Literature

    大洋无意回答:读《索拉里斯星》

    从索拉里斯学的认识困境到哈丽的主体性,讨论莱姆笔下科学、语言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边界。

    异质大洋前的渺小观察者,与舷窗上若隐若现的女性倒影。

    很久前便听闻科幻小说的哲学高峰《索拉里斯星》的鼎鼎大名,当时见到2014年花城出版社版本被炒到三百多的高价,适逢译林再版,终于得以一读,颇有一番滋味。原本以为会读到一个关于外星智慧的精巧谜题,随着情节推进,却逐渐发现,莱姆似乎对提供谜底没有太大兴趣。他把人类带到一个足够遥远的地方,让我们习以为常的求知方式逐一显出裂缝,而那个等待被解释的世界依旧运转,甚至无法确定它是否意识到我们的困惑。

    这本书充分证明了莱姆的大师手笔。作者塑造了一个奇幻诡谲的世界“索拉里斯星”,在第一人称视角下,讲述一群“索拉里斯学者”面对记忆中的人被莫名投影于现实的现象,如何探索、研究和解释。其中主角凯尔文更是面对死去的爱人哈丽重新出现这样的事情,在理性的文字下,情感与伦理问题不断渗入。研究者原本试图与异星建立联系,最终却先被迫面对自己不愿重访的记忆,科学考察因此具有了一种近乎私人审判的意味,只是连审判者是否存在都无从确认。

    从情节上来说,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整部作品所笼罩的不可知论氛围。索拉里斯星的大洋并非完全不能被观察,人类已经围绕它积累了大量记录、分类和假说;真正无法确定的,是这些知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了它的存在。能够测量一种现象,与能够理解它,并不天然是同一件事。书中庞杂的索拉里斯学史尤其有趣,学者们不断争论、修正、建立理论,知识的体积持续增长,研究对象却没有因此变得更加熟悉。读到这里,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:人类已经拥有了一整座关于大洋的图书馆,但大洋仍然在图书馆之外。

    其次是哈丽的人物形象。她承载着凯尔文悲惨的记忆,因为某种超出理解的机制再次出现,很容易让人联想到“忒修斯之船”,不过这里的问题比部件更换还要棘手:如果构成一个人的材料、来历乃至记忆的来源都发生了改变,她是否还能被视为原来的那个人?凯尔文起初清楚地意识到她与死者的差异,也试图摆脱她,后来却逐渐顺从情感。可这种转变并没有自动解决问题,他究竟在爱眼前的哈丽,还是借她继续爱自己的记忆,始终存在着难以剥离的暧昧。

    尤其当哈丽开始理解自己的处境,能够感到痛苦、羞耻,并形成与凯尔文不完全一致的意愿时,“复制品”这个词就越来越不够用了。她的起源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投影,她此刻的痛苦却不能因此被当作投影略过。小说把认识论上的真假问题推向了伦理:我们尚未弄清一个存在究竟是什么,是否就能够暂缓承认它所承受的一切?科学人员需要时间得出结论,而被研究者已经在这段时间里生活和受苦。

    脱离具体情节,从文学和哲学视角来看,作品的深度还可以被进一步发掘。

    首先是互相牵制的叙事元素。一方面,人类自觉地对一个与自身具有根本差异的他者进行科学研究,延续了启蒙以来关于理性能够认识世界的信念。然而科研人员长期的无力,使这种信念失去了理所当然的地位。这里受到质疑的,未必是科学研究本身,更接近一种预先的确信:仿佛只要时间足够、方法正确,宇宙中的一切最终都应当进入人类能够理解的秩序。索拉里斯星始终不肯提供这样的保证。

    另一方面,人类的语言系统在描述大洋时也不断显露局限。那些复杂的形态变化迫使学者生造术语,借用已有事物作类比,又反复说明这些类比并不准确。命名看起来意味着认识的推进,也可能只是给尚未理解的东西安排了一个便于引用的位置。甚至连将大洋的拟态称为“自我表达”,都已经预先赋予它一个类似人类的表达主体。我们很难谈论它,而不在句子开始时就替它作出某种决定。

    与此相反,大洋似乎能够触及人类深处的记忆,使那些无法公开言说的东西获得形体,却没有按照人类预设的实验计划和交流方式作出回应。这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反讽:人类向它发送经过设计的信息,等来的却是自己最私密的内容。不过,连把这些来访者理解为“回应”,也仍然只是一种解释。那究竟是沟通、试验、无意的作用,还是我们完全没有概念可以对应的过程,文本始终没有提供足够证据。研究人员的努力与索拉里斯学的集体历史,由此一起暴露在认识的限度之中。

    其次,小说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作“双层叙事”的结构。表层是科学家探索异星、辨认异常现象的过程,读者也自然期待谜团随着研究逐渐澄清;另一股暗流却持续瓦解这种期待,让每一次解释都暴露出新的前提。有关非人类沟通是否可能的讨论,因此不能只被当作某个人物的悲观言论,它不断渗入故事的组织方式,使读者亲身经历求知的受阻。我们一边阅读,一边重复着科研人员的行为,试图把线索拼成答案,也一再发现线索之间并没有义务替我们构成完整图景。

    这使作品具有某种后现代意味:文本借助科学探索的形式,检视科学话语对自身解释能力的确信;又借助小说的语言,呈现语言难以抵达之物。不过,若因此断言莱姆已经证明“一切不可知”,也未免替小说完成了一个它始终没有完成的结论。不可知在这里更像持续存在的压力,使所有判断都必须带着限度,而非一个可以从此停止思考的答案。

    最后,这本书具有极其强烈的反人类中心主义倾向。在看到凯尔文与哈丽的日常互动时,我也曾产生理想主义般的阅读期待,希望这个远离地球的地方能够容纳一次失而复得。可这种期待本身就很值得怀疑:当我开始希望大洋成全他们时,也已经把一个异质世界安排进了人类的爱情故事,要求它成为补偿遗憾的背景。宇宙为什么必须替一个人的悔恨提供解决方案?这个问题并不会因为悔恨真切而变得容易回答。

    凯尔文的梦境、依恋和情绪上的沉溺,使科学研究之外的理解方式进入文本,但移情也未必能够越过理性的边界。我们想象大洋的意图,可能仍然只是在放大自己的愿望。同样,哈丽最终请求被消灭,可以被读作她开始作出自己的决定,却不能简单地将自我毁灭视为自由意志的证明。她的选择发生在极度狭窄的处境里:被他人的记忆制造,又必须承受自己无法成为原来那个人的痛苦。她表现出的主体性,反而使这个结局更难被任何理论轻易安顿。

    而对于这一切,大洋始终没有给出人类能够辨认的解释。我们甚至不能确定它是冷漠,因为冷漠也意味着它理解了发生的事情,却选择不予理会。人物经历了如此强烈的爱、恐惧与失落,整个世界却没有相应地改变表情,这种尺度上的反差,或许才是小说最令人不安的部分。

    根据作品文本,笔者倾向于认为,人类中心主义与个体希望被理解的欲望之间存在某种连续性。我们向外表达,也理解外界,时常不自觉地希望外界能够反过来确认自身的位置;当这种期待进入文明尺度,便容易形成一种信念,认为一切智慧最终都应当与我们共享某种意义。然而,生物有机体适应环境而形成的认知方式,未必天然适用于所有存在。对我们有效的分类,并不因此就是宇宙的分类。

    在这样的背景下,也许不必急于恐惧,更不必急于放弃求知。当我们意识到自身所追求的东西未必具有普遍的重要性,所坚守的信念也可能带着尚未察觉的条件,反而能够以更开放的精神面对未知。小说结尾仍然保留着等待,这一点让我觉得,莱姆并没有把人类彻底驱逐出探索的可能。他只是让凯尔文留在一个不会承诺答案的地方:大洋仍然运动,而人还需要学习如何与这种不确定性相处。